裁軍令抵達連隊那天，雨水正永無止境地下著。父親坐在床邊，軍裝疊放得如同精密儀器，一絲不茍，一絲不茍，連那幾枚曾經熠熠生輝的軍功章，如今也沉淪在幽暗的光線里，沉默地蒙塵。窗外，龐大的工程機械在泥濘中喘息，宛如擱淺的史前巨獸，在雨水不斷沖刷下，徒勞地閃爍著冷硬的光澤。他的目光穿越雨幕，似乎要穿透這厚重的、濕漉漉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回到那個同樣被雨水浸透的起點——1972年。二十歲的他，剛剛踏進武漢軍區的大門，軍裝簇新，帶著年輕身體特有的挺拔，軍帽下那雙眼睛，燃燒著一種近乎虔誠的純真火焰。那張臉孔，后來被母親無數次在燈下摩挲著泛黃的照片，帶著嘆息承認：“你父親啊，年輕時比你現在還要俊朗幾分呢。”那時他心中的神祇名叫雷鋒。于是，在沉重的鋼筋水泥與永不停歇的攪拌機轟鳴聲中，他肩扛著遠超自己體重的物資，在泥濘里跋涉，汗水浸透的軍裝緊貼著他年輕、不知疲倦的脊背。他替生病的戰友站深夜的崗，把難得的探親假名額一次次讓出去，那些印著“先進”、“標兵”字樣的獎狀，便如此日復一日，如同勛章般悄然覆蓋了他簡陋的床鋪。

兩年后，軍區工程部隊的駐地，空氣忽然被一種看不見的甜香和輕盈的韻律所滲透。文工團來了。那是1974年，母親隨著文工團的卡車抵達時，父親正指揮著隊伍在泥水里扛運沉重的預制板。他抬起頭，汗水沿著年輕而棱角分明的下頜線滴落，目光穿過彌漫的灰塵，定格在從卡車后廂跳下的那個身影上。她穿著洗得發白的綠軍裝，紅領章襯得臉龐格外明亮，腦后甩著兩根烏黑油亮的辮子，眼睛像是盛著南湖的水光，清亮得能映出吊車上搖搖欲墜的夕陽。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她的歌聲卻如同一種魔法——清越、透亮，像一把無形的銀梭，穿透了攪拌機的咆哮、鋼鐵的碰撞和漢子們粗重的喘息。她唱《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寶，那聲音帶著金屬的質地，卻又有絲綢的柔韌，在渾濁的工棚空氣里盤旋、纏繞，硬是讓那些被泥漿糊住的臉龐上，短暫地裂開了一道道松弛的縫隙，露出白牙。父親站在人群后面，忘了肩上沉甸甸的預制板正壓著，忘了周遭的一切，只看到光柱里飛揚的細小塵埃圍繞著她旋轉、舞蹈。

后來，母親曾用一根柔韌的柳樹枝，在屋后松軟的沙地上為我開蒙。樹枝劃過沙粒，發出干燥而清晰的“沙沙”聲，留下深深的溝壑。陽光灼熱，我小小的手指笨拙地跟隨那樹枝的指引，在沙地上爬行出歪扭的印記——“祖國”、“BJ”、“上海”、“湖北”……那些筆畫繁復、意義深重的方塊字，最初并非從紙墨間向我顯現，而是被母親用樹枝的尖端，一筆一劃，鐫刻在這南方小城溫熱而流動的沙盤上。風偶爾吹過，字跡的邊緣便模糊、坍塌，又被母親的手耐心地重塑。

父親最終決定脫下那身幾乎成為第二層皮膚的軍裝，是在1980年。父母離開軍營，帶著簡單的行李，車輪碾過漫長的道路，駛向南方那座被表叔在信中反復描繪過的小城。表叔，那位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老兵，像一尊沉默的紀念碑矗立在站臺盡頭迎接我們。他穿著舊式但干凈的灰布中山裝，走路時，右邊那條腿帶著一種奇特的滯重與僵硬，如同拖著一截無形的、屬于往昔戰場的沉重記憶。“這腿，”他拍了拍膝蓋，聲音沙啞，像砂紙摩擦著木頭，“在長津湖凍透的，比氣象臺還靈，要變天，它就提前疼。”父親緊握著他的手，那雙手粗糙得像松樹皮，布滿溝壑與硬繭。父親看著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某種可能的、被戰火徹底淬煉過的未來倒影。表叔的目光在父親臉上停留片刻，又落在我懵懂的臉上，最終望向小城低矮的、被雨水洇濕的灰色天際線，眼神深邃，像一口望不見底的深井。他說：“人吶，總得找個地方生根。”這話語飄散在南方小城潮濕溫熱的空氣里，既像是對我們漂泊的慰藉，又像是對他自身滄桑的無聲注解。

五年后，我在這座終年彌漫著水汽與植物氣息的南方小城里出生。我在這片土地上長大，聽著父親偶爾酒后講述的工程連往事，聽著母親在廚房里哼唱那些遙遠的、帶著硝煙與塵土味道的旋律。童年記憶的底色，總鋪陳著屋后那片沙地的金黃。母親的手握著我的小手，那根柳樹枝便是我們的筆，在沙地上犁開時間的淺痕，書寫下最初認識世界的符碼。風是頑劣而永恒的旁觀者，它游蕩著，一次次吹散那些由樹枝劃出的脆弱字形——“祖國”的“祖”字少了一點，“BJ”的“北”字被抹去了半邊。我懊惱地跺腳，母親卻只是笑，那笑容溫煦如南方的冬日暖陽。她再次俯下身，柳樹枝尖耐心地重新劃過沙粒，沙沙作響，一遍遍重塑著那些被風抹去的輪廓。那些字跡在風中誕生，又在風中消隱，循環往復，如同命運本身無法抗拒的書寫與涂改。唯有母親手掌的溫度，透過我幼小的手背，帶著某種磐石般的暖意，固執地沉淀下來，成為我生命河床上最初、也最堅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