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四月，空氣里還帶著點沒散盡的春寒，我正蹲在院子里幫我媽擇著剛從地里拔回來的青菜，指尖凍得有些發紅。郵遞員的自行車叮鈴鈴響著進了巷口，他揚著嗓子喊我的名字，手里舉著個牛皮紙信封，邊角都磨得有些發白。

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手在圍裙上胡亂擦了擦跑過去。信封上印著“某廣播學院”幾個字，鋼筆字寫得周正，像是用尺子比著寫的。拆信封的時候，我的手一直在抖，指甲摳了半天沒扯開，最后還是用牙咬開的。

錄取通知書掉出來的那一刻，我看清了上面“錄取”兩個燙金大字，耳朵里嗡的一聲，像是有無數只蜜蜂在飛。院子里的老母雞咯咯叫著從腳邊跑過，我媽在后面問“啥東西啊這是”，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眼淚突然就涌了上來。

這封信我等了快三個月，從春節前查完成績就開始盼，夜里睡覺都夢見自己站在廣播學院的門口。我攥著那張紙，指節都捏得發白，突然想起高三那年，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背專業課的稿子，對著鏡子練發音，練到嗓子啞得說不出話，就含著潤喉片接著來。

“考上了？”我媽湊過來，眼睛瞪得圓圓的。我點點頭，突然哇地一聲哭出來，不是難過，是渾身的勁兒好像一下子都卸了，又像是有什么東西猛地炸開，暖烘烘的，從心里一直涌到頭頂。

風從敞開的院門吹進來，帶著巷口槐花香，我舉著錄取通知書在院子里轉了個圈，紙頁被風吹得嘩啦啦響，像是在替我喊——我真的要去學播音了，要去那個能讓聲音穿過電波的地方了。

打小就聽我爺講BJ的故事。他說長安街的華燈一亮，能照得人心里敞亮；說故宮的紅墻黃瓦里，每一塊磚都藏著幾百年的光陰。那時候我就覺得，BJ不是地圖上一個簡單的圓點，是個能把歷史和當下揉在一起的地方——走在胡同里，墻根下曬太陽的老人可能說著和百年前相似的京片子，抬頭卻能望見遠處拔地而起的高樓，新舊撞在一起，反倒生出種特別的厚重感。

對那些有年頭的名校，更是打心底里敬著。課本里提過的那些先生，梁啟超、沈從文、季羨林……他們曾在那些校園里講課、爭論、寫文章，一磚一瓦都浸著書香氣。想象過在北大的未名湖畔背書，湖面的風會不會帶著當年學子們的理想？路過清華的二校門，會不會想起那些穿著長衫的青年，曾在這里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那些校門就像一道時光的門檻，跨過去，仿佛就能摸到歷史的溫度。不是說它們有多光鮮，是那種一代代人攢下來的底氣——墻皮可能斑駁，樹影可能婆娑，但走在里面的人，腳下踩著的是無數前輩走過的路，耳邊好像能聽見跨越時空的讀書聲。

所以總盼著能去BJ，不光是看看天安門的升旗儀式，更想在那些老校園的石板路上走一走。哪怕只是遠遠望一眼那些爬滿爬山虎的老樓，心里也覺得踏實——那是種對沉淀下來的智慧的向往，像仰望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樹，知道它的根扎得有多深，就更想靠近它，感受它的蔭蔽。

直到那天去鎮上的郵局取錄取通知書附帶的繳費說明，我才真正愣在原地。那張薄薄的紙被風掀得邊角打卷，上面的數字卻像烙鐵一樣燙眼——一年的學費，抵得上家里三畝地全年的收成，再加上住宿費、書本費，摞起來的數字讓我手指發顫。

前幾天還在被窩里偷偷描摹BJ的輪廓，想象著校園里的銀杏葉怎么落，此刻那些畫面突然蒙上了一層灰。我想起我爸蹲在門檻上抽煙的樣子，煙鍋敲了又敲，說“砸鍋賣鐵也供你”；想起我媽翻箱倒柜找出來的布包，里面是攢了大半年的零錢，卷成一卷，用皮筋勒得緊緊的。

原來那些閃閃發光的向往，背后藏著這樣重的分量。我捏著那張繳費單往家走，腳下的土路突然變得很長。風里飄著麥秸稈的味道，是我熟悉的煙火氣，可一想到那串數字，喉嚨就像被什么堵住了——原來不是所有的光，都能順著向往的方向，照進我們這樣的人家。

那天的太陽很烈，曬得人頭暈，可我心里卻涼絲絲的。錄取通知書還揣在兜里，硬邦邦的，像是突然變成了一塊搬不動的石頭。

話雖如此，可翻到專業要求里那行“需自備專業攝影器材”時，我還是悄悄把紙角捏出了褶子。

鎮上唯一的照相館老板有臺用了十年的舊相機，我曾蹲在他店門口看了一下午，看他怎么調焦距，怎么按快門。老板說那機子當年花了他半個月工錢，我當時還在心里默默換算——夠我家買三百斤口糧。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聽見我爸在堂屋跟我媽低聲商量。“要不，去問問你弟？他去年在縣城開了個小鋪子，興許能周轉點。”“他那鋪子剛起步，哪有余錢……”后面的話越來越輕，混著煤油燈的噼啪聲飄進來。

我把臉埋進枕頭里，錄取通知書上的“廣播學院”四個字在黑暗里明明滅滅。原來光有向往不夠，連靠近它的工具，都得踮著腳才夠得著。那些想象中舉著相機在校園里取景的畫面，突然被蒙上了層霧——鏡頭該對準遠方的光，還是該照見家里磨得發亮的扁擔？

把那張印著BJ地址的錄取通知書折了又折，塞進了木箱最底層，上面壓著我高三用過的錯題本。我蹲在箱前愣了半晌，直到我媽在灶房喊我吃飯，才猛地站起來，膝蓋磕在箱角上，疼得齜牙咧嘴，卻沒像前幾天那樣掉眼淚。

省城師范的錄取通知書是后來到的，封面印著淡藍色的校徽，樸素得像鄰家姑娘。我數了數上面的學費，剛好是家里能勉強踮腳夠到的高度，專業欄里寫著“漢語言文學”，后面沒跟著任何“自備器材”的附加條件。

我爸拿著這張通知書，在燈下看了三遍，煙鍋子在桌角磕出輕響：“師范好，畢業能當老師，穩當。”我媽往我碗里夾了塊燉豆腐，熱氣模糊了她的眼睛：“省城離家近，想回來隨時能回來。”

我扒拉著碗里的飯，沒說話。窗外的月光照進屋里，在地上投出窗框的影子，像個方方正正的框。我知道，我心里那個關于紅墻、銀杏和電波的圓，被這個框輕輕框住了。

后來去省城報到那天，火車駛過黃河大橋時，我趴在車窗上看了很久。渾濁的河水打著旋兒向東流，像極了那些沒說出口的向往。我摸了摸背包里的新筆記本，封面上是我自己寫的“中文系”三個字——或許路換了條，可往前去的方向，總歸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