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來，空氣變得越發潮濕，稍一動，腋下滲出的汗液就順著兩肋流下，讓人感到黏膩的涼意。奇怪，消暑的涼意有千百種，唯獨這種涼讓人深惡痛絕。
我坐在商場南面外圍的臺階上，點燃一支煙。臺階連接廣場和負一層的商區，是從戶外進入地下快餐業態的必經之路。順著大約五十級的長階下樓，首先看到一家貓咖丑陋的巨大招牌，從密閉性極差的玻璃門縫里飄來貓尿的騷味和貓糧的腥氣。
工作日的顧客三三兩兩，多半都是附近寫字樓的上班族趁午休來這里覓食。假如同伴中既有男也有女，他們的步速就慢得出奇。男人為了方便侃談，把口罩褪到下巴，說到激動處，口涎都順著嘴角流下。我本來就感到腋下黏糊糊的，現在不自禁又覺得下巴也黏糊起來。女人則都目不斜視，淡天藍色的醫用口罩佩戴整齊，鼻根處的金屬條也都細心地捏緊，唯一露出的眼角稍帶享受的笑意。我知道她們不是因為男人說的話多么富有營養而享受，她們享受的是身旁緊隨的男人侃侃而談這件事本身。若來的顧客只有男人，通常也就兩兩一組，口罩要么佩戴正確，要么干脆就不戴。步速稍快，面無表情，交談也都惜字如金。
一眼能夠確認來客是上班族的特點，是他們脖子上都掛著工牌。工牌的掛帶多半是明晃晃的靛藍色，掛帶下是他們洗了很多次，接縫都起球的廉價西裝，往往也不成套。全身上下，唯有醫用口罩能和掛帶的顏色互相應答。工牌上的大頭照片色彩明麗，經過軟件處理后呈現出仿佛不屬于這個世界的慘白底色，加上完全不肖本人的精致臉蛋。我望向本人，天色照得他臉色土黃，未經打理的面頰長滿了暗紅色的粉刺，頭發似乎三天沒洗，混濁的天光把黑發照得油亮。我于是撇過頭去，對不甚美好又無限接近現實的事物感到乏味。
我從來沒有做過需要著西裝的工作，即使現在任職于這座國營的大型商場，公司也并沒有對我上班的著裝提過任何要求。但我熟悉工牌的作用。我想起上一份需要工牌的工作，分發給我的工牌只是超市5塊錢就能買到的便宜紙牌，外面封套一層塑料，照片需要自己粘貼，部門崗位也都由自己填寫。唯獨掛帶是鮮艷的橙色，上面印有公司的名字和Logo。
Penny曾經問我為什么一到演出的時候就興奮不已。性格本來猶豫不決的我竟不假思索地說，因為我享受在劇院暢通無阻的感覺——佩戴工牌使我可以以主辦方的身份自由穿梭于劇院前廳后臺，它賦予我主宰一場舞臺演出的優越感。工牌將我和買票來看演出的觀眾區分開來，嚴格講，優越感來自于我把當下佩戴工牌的我，同曾經作為觀眾的我對立起來。為觀看演出精心打扮，提前到達劇院等待進場，瀏覽劇目簡介，期待一場持續兩小時的藝術盛宴。散場之后尚意猶未盡，感動或厭惡，或兩者兼有，這一切有模有樣履行觀演傳統的儀式，在佩戴了工牌的我眼里，好比是把過節必須給女人送花這件俗事當成理所當然一樣的自我感動——而當你對這個女人底細早已經一清二楚的時候，視角自然會變成巨細靡遺的俯視。Penny不以為然，她洋氣好看的臉皺起來，指責我職業目的不純，但力度顯然不似一個部門經理對下屬的質疑，勉強算得上是一場平等辯論的開場白。她一開始在電話面試的時候，讓我闡述自己為何要從事一份關于音樂劇的工作。我迅速思考，在記憶深處努力搜索自己能和音樂劇產生任何聯系的淺薄經歷，結果除了大學時只參加了一次活動的音樂劇社，以及時常拿來當助眠音樂聽的“世界著名音樂劇選段”，我對音樂劇的知識幾乎為零。但是我知道音樂劇是藝術的一種，它集合了戲劇、音樂和舞蹈中最令人心神向往的部分，因此能在長時間的表達中來回切換，緩解鑒賞藝術時候的審美疲勞。對于創作者來說，音樂劇向其提供多種操控觀眾的工具，需要觀眾參與想象的部分更少了，向他們涌去的感官刺激更加多元，更加豐富，也更加含混模糊，與此同時音樂劇也就具備了相應的短板。正因為雜糅各類藝術的形式，音樂劇通常顯得刻意，它有語言表達情緒時候的蒼白，有舞蹈肢體運動的故弄玄虛，也有音樂彌補時長不足時候的敷衍刻板。為了完美地整合那些藝術的元素，既不能放棄一種，也不能全然是另一種，否則，它就變成了“有幾首歌的話劇”，或是“有臺詞的舞劇”，真正考驗創作者的不是利用富裕的表達形式闡述作品的價值，而是如何在諸多形式之中找出它們的共同點，并盡力放大有利于主題的部分。可是電話里哪有時間思考這么多，我抓住幾個重要的關鍵詞，盡力將回答朝舞臺、表演、音樂這些方面靠攏。于是我抒發起自己對戲劇藝術不留瑕疵的喜愛，閉口不談對粗制濫造之作的鄙夷。我談起莎士比亞——腦袋里浮現的卻是十四行詩，談起易卜生，蕭伯納——盡管我沒有讀過他們的劇本，談起加繆，薩特——他們的思想要比戲劇更直白，談起羅西尼，威爾第——哦！歌劇，那是音樂劇的前身，可是我能記起的只有耳熟能詳的名字，諸如《唐璜》，《魔笛》，《卡門》，以及心神向往能夠終有一天啃下來的《尼伯龍根的指環》。這些名字讓人心懷敬畏，經典和巨著仿佛是從天空降下的金燦燦的潤物細雨，僅僅是聽到名字便覺得神圣而高潔。我開始擔心Penny挖苦我狡猾討巧，東拉西扯些不接地氣的名堂。于是我話鋒一轉，談起自己學生時代作為單簧管手參加社區公益義演，以及榮膺校藝術節戲劇大賽最佳男配角的滑稽經歷。所幸Penny在傾聽時，適時地發出肯定的回答，好像并沒有因為我的附庸風雅感到不快。她的友善讓我信心倍增。半個月后，我領到了那塊潦草卻又充滿魔力的工牌。
音樂劇打開了我對藝術創作世界的大門，但我無意甄別優劣，在體驗全新的藝術時，我習慣于照單全收。喜歡一件事物，并不全然出自自身的鑒賞品味，很大程度上，人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尤其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我不討厭音樂劇，也不盡然立刻變得無比熱衷，我保留對音樂劇在創作過程中極易落入公式化陷阱的懷疑，但是欣賞藝術，總不需要時刻保持理性的吧。人們討厭批評家，并不是因為他們標準苛刻，喜新厭舊，又反復無常，而是我們無從了解，給出評語的那個人是否有那么一刻，僅僅一刻就好——被他針砭的對象真正感動過。只有批評沒有感動的言論，天生就缺乏說服力。坦誠而言，我真正開始對音樂劇加以青眼，實在深受Penny的影響。Penny在工作中絕大部分時間，表現出的都是無可指摘的理性。她對古今中外音樂劇的發展史如數家珍，并且年紀輕輕即成為集團骨干，在上海任職部門總經理，主管集團音樂劇事業。她對一個劇目的見解有如手術刀般的精準，一旦瞄準一個具有市場潛力的項目，便可以力排眾議，全力以赴爭取引進。她這種對音樂劇的忠誠，是無法單靠理性支撐的，因此我萬分確信，她也曾深陷音樂劇為她而造的溫柔鄉，藝術完完全全征服過她，俘獲了她的心靈，影響了她的認知。她談起那是在大學畢業前的某一個晚上，她同母親二人有說有笑地進入劇院，入座時尚不知道命運的齒輪已經轉動。燈光照亮舞臺，創造出一個異于現實的空間，人影躍動，翩轉，猶如拂去時代的蒙塵，徐徐展開歷史的畫卷，女聲哀感頑艷，槍響振聾發聵，革命戰歌的鼓點穿過第四面墻，在漆黑的劇院里如幽魂般流連，撞擊每一個觀眾胸膛。散場之后，Penny和母親走在夜色掩護的廣場大道，澎湃的音樂給鼓膜留下的刺激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讓現實聽起來好像死了一般的寂靜。她們沒有再說話，但又好像已經說了很久的話。史詩般的《悲慘世界》猶如洪水滌蕩了靈魂。數年以后，她放棄了金融行業的高薪，毅然選擇在音樂劇的荒野中開辟新路。
音樂劇在中國，起點即在上海，歷史也就短短20年，加之本身就是舶來品，本土文化屬性太低，因而就算僅是知道音樂劇，也能吹噓自己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這讓追捧音樂劇的人多了一條傲慢的理由，也就是沉湎于少數者的狂歡。但在那一年，中文改編外來劇目突然成為風尚，讓中國面孔出現在舞臺上，用中文唱歌，聘任中國的團隊，這是意料之中，甚至稍顯駑鈍，卻毫無疑問是至關重要的轉變。過去除了背負文化交流使命、財資充裕的國有企業之外，民營商業演出公司想要在經紀原版演出上賺錢，難如登天，但當嘗到了甜頭，聞到了風向，早在商業演出這張牌桌上呆了許久的賭徒們，都以為自己厚積了十年的家底，想要在突如其來的“中文音樂劇”賭桌上贏走獎池。Penny在這時候被同樣有文藝理想的集團董事長從國有企業挖來，瞄準的就是這樣一個摩拳擦掌又暗流涌動的市場。
Penny的日常工作異常繁忙，沒時間吃飯，一般在每日例行電話會議的時候才勉強能對付一口。為圖方便，她通常只點些養胃的粥喝，但往往舀了兩勺，就放在一邊，待我再去看的時候，粥已經結成了硬塊。雖然吃得很少，她身材卻偏胖，但是皮膚白皙，五官又非常立體，我曾一度懷疑她是混血。她常穿一襲低領連衫包臀黑裙，交談時讓人很難不去注意她豐滿的前胸，如果她能瘦下來，絕對是一個站著不動也能招蜂引蝶的美人。她在工作中待人實在溫柔，我毫不懷疑這是她天性如此。漫長的同事經歷中，我甚至記不起她任何情緒失控的時候，就連表達煩躁和氣餒都不曾有過。通常我們回憶與之關系充沛的人時，只能記起模糊的感覺，諸如善良，無私，可靠，而面對普通關系，瞬間想起的是一件具體的往事。大概是因為關系充沛意味著相處的樣本足夠多，總結的時候也只能盡力簡潔。Penny屬于后一種，但我又不能武斷地將她歸于普通關系之內。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尤其是集團內部程序上的掣肘，Penny總是習慣性地將“沒關系”掛在嘴上。力所能及之處，她會擋在最前面，為上海事業部的工作掃清內部障礙，盡管看上去她做了努力，結果也只是比原來好了一些而已。無論如何，我自始至終覺得作為上級能夠行事如此，已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大部分同事都同我一樣從心底里信賴Penny——除了韋一禪這樣不茍言笑的人，說她這是對內邀功建立人設。在同我一起抽煙小憩的時候，他時常詬病Penny沒有起到總部和事業部溝通橋梁的作用，這種對自己人毫無價值的過分保護，只會加深總部對外地事業部門的敵視，畢竟總部財務連舞臺用的地膠和地氈都分不清楚；而做演出，是萬萬不能得罪財務的。
那年四月，Penny突然申請了預算，想趁演出季開始之前，讓彼時最后入職的我負責組織一場部門團建。我不擅長搞這些集體娛樂活動，絞盡腦汁，最后便在愚園路訂了一夜的老洋房民宿。當晚部門二十來人在老房子里吃火鍋，喝紅酒，做游戲。臨近子夜，年輕的同事早早告辭，還剩下的人平均年齡至少都過了30歲，男性只有我一人。Penny興致很高，提議玩真心話大冒險。我覺得這類游戲非常無聊，它的初衷是給參與者強加羞恥，為其他人提供下流的心理刺激，而通常只要順應這樣的氛圍，大方地接受懲罰，就會讓人感到無趣。Penny顯然是想借由這樣的場合了解同事們的私人生活，至于是為了混淆職業和生活，增進團隊凝聚力，還是單純出于女人的八卦天性，已經無可考證。但無論哪一種，都不能說她出于惡意，能留下來享受最后時光的人，多多少少都對Penny懷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她說話時有那種歸國留學生常有的怪癖，中英混用，她問選擇了真心話的我：你最青睞的position是什么？我還在思索她是從哪里看出來我有力爭上游的職業野心，或許她以為我終有一天也要競爭總經理，威脅她的地位，結果周圍的女同事紛紛捂嘴偷笑，困惑片刻，我才恍然大悟。她想用英語掩飾母語語境的尷尬，反而讓我覺得有些又當又立的擰巴。
我們連續喝掉3瓶紅酒，游戲已經玩膩，在場的女人們，多半都有過留洋的經歷，她們從廢除死刑，一直討論到我們國家應當快速推進安樂死合法化。Penny說真到了這一天，她就會在自己絕經的那一天選擇安樂死。另一位市場推廣的同事則用莊子的“子非魚”反駁她，說雖然選擇了看似無痛的死法，但始終沒人可以證明安樂死是沒有痛苦的，假如死時意識上依然要承受無盡折磨，那選擇安樂死就是一個無解的悖論。我在聽到一半的時候已經抵擋不住酒精加持的困意，只記得半醉半醒之間，我捧起了Penny的手。她的手不似她豐滿的身材，十指纖細，手背光滑如緞，連皮膚的紋理都幾乎看不見。我湊上去聞了聞，有一股淡雅的玫瑰花香。玫瑰花拼命盛開，希望在自己最美麗的時候被人摘下。它主動切斷營養，對美麗的偏執，激發死亡的本能，讓它懼怕獨自在角落枯萎凋謝，留下一地焦黑軟膩的花瓣。我好像置身于一片玫瑰花海，加速流逝的時間讓一朵朵花苞艷麗地盛開，我沿著荊棘遍布的小徑向前，花刺劃破我大腿的皮膚，鮮血順著脛骨流下，融入干渴的土地，玫瑰卻因此開得更盛，舒展的花瓣猶如野獸張開的血口，美麗，但是致命。
我醒來的時候，天剛蒙蒙亮，四周沒有其他人，只有洋房里的老式擺鐘有節律地發出沉悶的咔噠聲，我看著滿屋子的杯盤狼藉，頭疼欲裂，最終決定什么也不做。第二天民宿老板大發脾氣，多要了我200元的清潔費。
我最后一次見到Penny，是在過完那個艱難的春節之后復工的某一天。此前全國營業性演出已全部暫停，公司也從原來的做五休二改為做三休四。走進辦公室時，Penny邊上坐著表情嚴肅的人力資源主管。接下來一整套的勸退流程是由主管完成的，Penny全程表情木然。盡管我知道在我之前已有幾名同事經歷了同樣的流程，但當談到公司已經無法支付員工工資時，我還是在Penny臉上看出快要哭出來的苦澀。人生第一次失業并沒有讓我感到沮喪，可能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不可抗拒的天災，也可能是我覺得坐在我面前是待人真誠友善的好領導，我不希望給她添麻煩。Penny給我最后的體面，是說公司會保留我的職位，直到演出能夠恢復，公司資金周轉健康之后，就能回來。我笑了笑，讓表情盡量泰然豁達，于是一直重復著Penny的口頭禪：沒關系，沒關系。她在送我出去的時候已經恢復了平和，若無其事地抬起雙手整理了一下蓬亂的長發，這次撲面而來的不是玫瑰花香，倒有股淡到幾乎沒有的檸檬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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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煙沖入鼻腔，帶來誤食芥末一般的強烈刺激。我遂扔掉手里還剩半截的煙頭，沿臺階向下走去，直到能看見入口防風簾下拿著額溫槍的保安，煩悶竟有增無減。我又坐下來，舒展雙腿。離貓咖越近，貓尿的騷味越濃，但比起鼻腔的不適，踏進商場更讓人沮喪。我點燃第二支煙，吸入第一口，喉嚨如火燒一樣，忍不住干嘔了一聲。我低下頭，一滴汗順著頭發滴在臺階上，然后迅速融進混凝土里。臺階上到處是煙頭燙過的傷疤，風干的口香糖殘跡，還有經年累月無法清洗的油漬。煙堿和尼古丁稀釋了腦袋里的氧氣，讓骯臟斑駁的地面猶如銀河一樣晃眼。
我不喜歡自己的頭發，一旦長長些，就會自然卷起，梳頭和造型非常耗費時間。因此理發時，都會讓理發師干脆剃得短些。失業之后，我更加沒有心情打理腦袋上的煩惱絲，便有意無意蓄起來。在面試現在這份工作時，頭發已經長到蓋住雙耳，于是見人時就需要用發箍把前額的頭發向后攏起。當時坐在對面的人事主管是一個讓人能想起《哈利波特》里烏姆里奇形象的矮胖女人，臉上細微的皺紋提示她已步入中年，一頭短發燙得蓬松雜亂，似乎已經有些日子沒有護理，梢部分叉，幾縷白發像藤蔓一樣彎曲地攀爬在暗啞的黑發之間。與小說里的烏姆里奇不同，她既不刻薄也不喜歡粉色，穿一身職業西裝，脖子上掛著工牌，但我已經記不清工牌掛帶是什么顏色，也許是因為和她的西裝顏色相襯，因此過于和諧。她的辦公室小到只容一人轉身，堆滿文稿的桌上還擺放著一套正在加熱的茶壺，里頭泡著紅棗、薏米和決明子，茶壺發出咕嘟咕嘟的惱人噪音，霧氣氤氳，讓對方的面孔若隱若現。四周刷得慘白的墻面沒有任何裝飾，白熾燈照出微微發苦的藍色冷光，好像預示我們之間的談話難以向溫馨的方向發展。
作為資深人事主管，這位烏姆里奇的傾聽比一味輸出價值要多得多。
“聽你這么一講，你過去的幾份工作和我們現在的需求崗位確實不太垂直。”
“我明白。”
“不過好是好在，工作內容還是有一些相似之處，需要的員工個人品質還是一樣的。”
“嗯。”我不置可否，對工作內容沒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那所以，你真的想清楚了嗎？”
烏姆里奇用帶著東北口音的善意向我確認。這場對話并無懸念，沒有你來我往的博弈。不僅是因為來到這里之前，我的父親已經托人為我掃除了所有障礙，在前天的電話里，烏姆里奇也已經明示面試是走程序，無論如何，也不會影響最終的結果。但我掙扎的原因并非擔憂面試的失敗，而是我深知一旦作出這樣的抉擇，我人生的軌跡就會因此徹底改變，舞臺將成為我過去灰暗的墨跡，無論怎樣都不會再煥發光彩。我像癌癥晚期的病患，面對手術和吃藥兩種療法左右為難，醫生冰冷的語氣里滿是對我卑賤生命的不屑。人真是可悲又矛盾的動物，無論在多少書本和事跡中認識、贊揚并渴望主宰自己的命運，但是像此刻卻窩囊地希望有人能替自己決定生命最后的結局，臨了還要自我安慰道：啊，無論他替我選的是哪一種，我都將甘之如飴。在不斷逃避和拖延抉擇時機的同時，我發現，留給自己的選項其實早就只剩一個了。
“是的。”我痛苦地回答。
“因為我們項目是不能接受意志不堅定、反復動搖的員工的哦。”烏姆里奇一語封心，我閃動著的念頭終于徹底熄滅。
“我不會的，我想清楚了。”
烏姆里奇滿意地在她的筆記本上寫了什么，然后幾乎無法察覺地舒了一口氣，我猜想是因為她完成了領導布置的任務而如釋重負，盡管她對我作出的最后征詢讓人聽出一點威脅的含義。
“你對我們還有什么問題嗎？”她抬頭，雙手交叉相握，前臂支在桌沿。
我不喜歡談話在對方的得意下獲得圓滿，決定捉弄一下：“我剛進門的時候聽說公司開始追究上班的儀容儀表，還有的人因為這個原因扣了工資。我想問公司有著裝儀表方面的規定嗎？”
烏姆里奇困惑地看著我，隨即露出真誠的笑容。
“我覺得就你要去的部門來說，留長發反而能彰顯個性。”
很難說我不喜歡這位烏姆里奇，可能是因為我并不似哈利波特那樣一身反骨，而她也透露出一種善于傾聽和讓我想起Penny的親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