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公司的貨車碾過巷口積水時，余夢正蹲在樓道里數地磚。淺灰色的瓷磚縫里嵌著經年累月的灰塵，像她日記本里沒擦干凈的鉛筆印，暈開一片模糊的往事。302室的鑰匙在掌心焐出潮意，金屬牌上“幸福小區”四個字被磨得發亮，陽光照上去時，倒像塊被曬得發軟的水果糖，甜得有點不真實。

推開防盜門的瞬間，正午的陽光斜斜切進來，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像誰不小心潑翻了一罐碎金子。兩居室比照片里更小，朝南的房間擺著老式木書桌，墻皮有幾處翹起的霉斑，像幅被貓爪子踩過的抽象畫。余夢反復擰了三次門鎖才確信是牢固的，拖行李箱時滾輪在地板上劃出輕響，忽然就想起十八歲那年，父親摔碎的酒瓶在地上滾出的弧線，母親的聲音從煙霧里鉆出來：“女孩子家讀那么多書有什么用。”

整理行李花了整整三個小時。支折疊晾衣架時，對門傳來開門聲，她像被驚動的小倉鼠般貼緊墻壁。301室的門開了道縫，穿藍布圍裙的劉阿姨探出頭，鬢角別著朵曬干的茉莉花：“新來的小姑娘吧？”余夢攥著晾衣架的手指泛白，對方已經轉身端來草莓，瓷盤邊緣的水珠墜在手腕上，涼絲絲的，像小時候偷摘鄰居家果子時，沾在袖口的晨露。

廚房的櫥柜里藏著半罐鹽，余夢用酒精棉擦了三遍，消毒水的氣味漫出來，蓋過了空氣里的霉味，也蓋過了那些關于酒精和爭吵的嗅覺記憶。方叔叔拖地時特意多擦了擦302門口，“地磚滑”三個字裹著陽光的溫度，讓她想起爺爺還在世時，總把她的手揣進棉襖口袋里焐著，像藏了顆小太陽。

最底下的行李箱打開時，拉鏈聲像道生銹的傷口。高中相冊封面有個煙頭燙的黑洞，余夢用美工刀劃開塑封，把合影塞進垃圾袋。某張照片角落露出父親模糊的側臉，指尖頓了頓——那天他把獎學金摔在地上，罵她“賠錢貨”時，窗外的玉蘭花正落得滿地都是，像場盛大又悲傷的雪。

“嘩啦”一聲，相冊摔在地板上。余夢捂住耳朵蹲下去，對門飄來《茉莉花》的調子，劉阿姨的嗓音裹著油煙味，漫過門縫時軟乎乎的，像塊剛蒸好的米糕。直到確認門外沒有腳步聲，她才把垃圾袋扎緊塞進玄關柜最深處，那里藏著攢了半年的私房錢，是應付家里“求救電話”的盾牌，上周母親的尖叫還釘在聽筒里：“你走了就別回來。”

傍晚的雨來得很急，雨點敲在防盜窗上，像有人在外面彈玻璃珠，叮叮當當的。余夢把朝南的房間定為書房，書桌正對著小區的香樟樹，新抽的嫩葉在風里晃悠，像串沒掛穩的風鈴。她從包里摸出鋼筆，在稿紙上寫下“阿夢”兩個字，筆尖洇開的墨團像朵沒開好的灰云，蔫噠噠的。

手機震動時，屏幕映出王阿姨的短信：“對門老兩口人好，30年的鄰居了，有事找他們搭把手。”余夢捏緊手機，指節泛白——出發前母親的尖叫還在耳膜上跳迪斯科：“家里可不養白眼狼。”她把手機塞進抽屜最底層，那里壓著張寫著“斷絕關系”的草稿紙，字跡被眼淚泡得發皺，像朵被揉過的紙花。

雨越下越大，晾在陽臺的白襯衫被風吹到樓下。那是父親某次酒后施暴時，她掙脫著跑出門時穿的衣服，袖口還留著掙扎的褶皺，像道沒愈合的疤。余夢攥著傘沖進雨里，雨水順著衣領往脖子里鉆，涼得像條小蛇，在皮膚上游走。

撿回襯衫沖進電梯時，鏡面映出個狼狽的影子，頭發濕噠噠地貼在臉上，像只落湯雞。剛拿出鑰匙，對面的門就緩緩打開了。

穿灰色沖鋒衣的男生站在門口，手里捏著把黑色雨傘，雨珠順著發梢滴在鎖骨處，積成小小的水洼。他看到她時愣了愣，嘴角揚起的弧度像被陽光曬過：“我媽說對門搬來新鄰居，是你嗎？”

余夢猛地搖頭，轉身開門時腳底一滑，踉蹌著撞進屋里，“咔嗒”一聲反鎖了門。后背貼著門板滑下去，心臟撞得肋骨生疼，像揣了只亂撞的小兔子。對門傳來劉阿姨的聲音：“城城這孩子，關門都忘？”

方城站在原地愣了秒，指尖撓了撓頭發。長這么大頭次被人當瘟疫躲，低頭看了眼自己的沖鋒衣，難道熬夜加班真的讓顏值打了折？他彎腰換鞋時，手里捏著剛從二樓撿的白襯衫，袖口褶皺里卡著片櫻花花瓣，粉嫩嫩的，是春天最后落下的那種，帶著點倔強的甜。

窗外的雨還在下，香樟樹的葉子翻卷著，像無數雙眨動的眼睛。余夢摸出皺巴巴的稿紙，“阿夢”兩個字被雨水洇成模糊的黑塊，像塊被眼淚泡化的巧克力，苦絲絲的，又帶著點說不清的甜。